2
可以从每个民族喜闻乐见的艺术品的成分管窥一个民族的理性倾向。汉族是政治优先的民族，欢乐或言“和谐”一直都是无论官民意识中最理想画的图景。因此艺术品的功能是调节情绪，而不是表达情绪。大部分作品常常显得喜庆有余，细腻不足。而小部分离情别恨的描摹也是程式化的，像一出戏曲的一环节那样，总是等待着被逃离。西方诸民族的前现代作品我不甚熟悉，但总是能感受到很重的文字感和故事化倾向。
一个比较有趣的对比是日本的文艺作品。日本可谓是美学优先的民族，和汉民族以题材选择美感不同，日本人以美感选择题材的例子处处可见——那个现在名声不怎么好的词“耽美”即是由日文而来。而其美学从古至今都注重画面感，注重渲染，四时景物的轮回是日本文学经久不衰的歌咏主题。当全民族的动态形成一种较为清晰的动势时候，他们往往选择充分进入、感受和描摹而不急于改变，即使在这种动势有很多失败的先例的情况下。西方工具理性的胜利将这种倾向部分驱逐出了权力阶层，但却由于功能主义的视角使得这种倾向在民间获得群体为单位的发扬。
很多日本特有的文化现象，例如一世万系、法西斯化、流行风潮的敏感、AV产业等似乎都和这种耽美倾向有微妙的关系。

3
现代后期和后现代时期的传播史上可以发现很多形式和观念层面的大革命。但想来其中最深远的革命应该是辩论的革命。在古典时代，雄辩与口才曾经是一种英雄主义的行为，地方上的观念主导者（虽然他们常常也是被主导者）拥有英雄式的地位，可以在一地形成围绕着他的思想的意见气氛。然而现代由于传播媒介的发达，特别是互联网的深入，使得任何人都可以接受到对于一事一物的各种论点和论据；并且由于没有即时参考资料可能性的人际交往场合仍旧存在且与互联网世界某种程度上分立，只要语言能力正常的人便可以通过先期的在线准备，以雄辩的姿态站在某一观点之上税负别人。说服成为每个人日常交流中的一个重要交流动作。观点的山头如此轻易的接纳投奔者和如此轻易的被背叛，这一现象使得每一个人都站在意见的边缘，无所适从。这种无所适从又带来了人群超越阶级和家庭的群体化聚集等等，各种链式反应不可计数。

@知识阶层与精英主义
精英思想的原材料一般来自书写阶层（对等于后来的知识阶层），然而在很长的时间内整合思想的工作往往不由他们一锤定音。藉由人文主义思潮的勃兴，对人格的尊重和对知识的需要一度演变为对知识阶层的超人化认定，使得知识阶级担负起创造神覆灭之后的神——即意识形态的使命，在朝或在野。这个时候知识阶层才真正担当起系统的建设一个精英思想的过程，并且模拟知识系统，来创造类似的意识形态系统。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开始用于投入并享受这个过程，这种繁荣催生出了整个狂飙突进的现代主义时代。现代主义具有的否定性、好斗性最终催生了两个以贯彻现代性为精神的政治实验（法西斯主义，斯大林主义），它们的各种变体无一例外的向极权主义发展，最终重新封禁了知识分子对精英思想的建筑权。极权主义不需要建设性的精英思想，他们只是在等待责任者一遍遍的演绎。
极权主义梦魇的淡出使得知识分子陷入了尴尬的境地。一方面，他们作为极权主义时代的精神（有的是肉体）囚徒被解放；另一方面，由于两种极权本身滥觞于知识阶层在建设意识形态时的否定和战斗精神，知识分子也常常被视为极权主义的旗手。在生存和反思的压力下，知识分子——原先建设意识形态大厦的同事内部发生了分裂。一些知识分子放弃了精英的视角，开始宣称“现代社会不需要前进的方向，它的首要责任是免灾”。所谓免灾，一定程度上讲就是免除精英主义运动化和全民意志的统一。此时的政治哲学中心已经从权力转向秩序。方法论上，他们尽量采用实验主义的方法，力求自己的结果像科学一样政治正确。安伯托·艾柯把他们叫作整合性知识分子。另一部分无法让自己的精英主义释怀的知识分子却想在不伤害自己的思想的情况下赶走自己的战斗性恶魔，便将早期存在主义思想改造为基于意识的与人之在(being with the others)，并使用文学等方式给现世笼罩上荒诞的灰色，冀图传播这种“次优为上”的价值观。当然，保持战斗力的思想家还存在，他们更多的在人际网络的包裹中（后文会详尽分析）过着隐居的生活，安伯托·艾柯把他们命名为“灾告型”。

@精英主义编年
可以认为后现代以前的社会都视这种或那种精英主义对全社会的指导为天经地义之事,而每一个个体都被认为有义务发展自己的精英心态。在封建时代精英主义往往指向某种忠诚。这很可能是由于封建社会没有足够发达的媒介和运输工具保证社会的被监控，因此需要较多的、一致的精英思想在每一个地区作为社会运行的种子，自行繁殖。中国农业社会在很长时期内为不同于封建社会的官僚体制，然而因其形式上的中央直辖，对精英的需求有过之而无不及，以至于在农耕社会后起产生异化。早期共和体制是精英统治史中的一个特殊时代。这一个时代可以被分成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人文主义帮助大众特别是知识阶层摆脱了上个时代虔信型精英思想的束缚（这一过程比现代人想象的难度要大很多，特别注意思想有时要从最难以接受思想的角落生出[市民阶层]，有时则要等待那些旧精英思想的宣传者改变——实例方面，参考从Roger Bacon到笛卡尔到莱布尼兹这一路的思想变化史中上帝的地位即可佐证），给予他们旺盛的理想与战斗力，也给予了他们暂时的理由结为同盟来获得自己的意识形态建构权。同盟的日子是很充实的，一直到共和基本成为整个西方世界的共识。这个时候学者们忽然发现他们的意识形态实现的可能从零变成了正数——条件是他们或他们的代办人取得实现权。接下来便是大家熟悉的民主的暴政时期，断头台下的头颅是前天的战友与昨天的战友。学者们又开始呼唤一种统一的秩序，一种可以调动全民的积极向上的精神，这样，社会进入了现代主义思潮阶段。两种"懂现代的"，有秩序的政府"脱颖而出"了。它们最终有些荒谬地走向了和前现代政权何等相像的极权。一以贯之的意识形态保留着革命的口号，但矛头被全部收缴，国家化，然后对外。这些意识形态的参与创建者则兔死狗烹者众。

3月5日浙大研究生考试出分，大家分数都偏高，于是皆大欢喜；而我的分数要到3月12号揭晓。晚饭回来，见整个楼道的窗台边都站满了举着电话向四处报捷的人们；风从窗外涌进，可以感觉到那些成功的人们背后飘扬的风衣般的彗尾。不过我暂时无心观赏这群星共聚的奇观，我得赶快回到寝室拿出手机，遁入这些闪亮的人流中，打电话告诉导师我应该交的开题报告无法按时完成，得申请一次尴尬的延期。

川端康成和加缪之类小说家是两极。加缪的小说人物在每个人生活中都可能显现，往往在有丰富选项的前提下由于内心的倾向强而作出超常/荒诞的抉择，为生活杀出一条血路；川端康成的人物则是在典型场合相遇，在选项匮乏的情况下由于内心倾向的隐晦而艰难的作出正常的选择，亦为生活开辟血路。前为身苦，后为心苦，苦衷不一，但都有强烈的“徒然”感。——当然这里所谓徒然不是针对个人价值实现的。
而《雪国》相较于其他几部川端的著作，他的突出之处则在于场合的典型性更甚，个人更不易逃脱环境的伏线；更因为其环境的伏线被设计了相对川端其他作品更明显的起伏——女孩的酒醉与清醒制造了情节的一个个波动，而且，在临结尾处现了一个川端作品中少见的小高潮。
以上是站在文本化角度的、让评论者后怕的评头论足，他的适用对象是典型的故事讲述者。而川端铺设意象和背景的速度是如此不慌不忙，以至于像一个画师，而那些在画卷上没有先后地出现的风物和景致也使读者们慢慢地进入了作画的现场，屏息，把所有美感的解释工作留到最后全画卷呈现的时刻。这种现场经验是此小说的阅读过程中最宝贵的财富。

初次见面的紫金港，树木灰暗，脆弱得让人担忧，伏贴在鲜艳而趾高气扬的那些人工设施周围。如今春盛时，鲜艳的却已是树木，座椅、院墙和屋顶都干枯而令人生厌了。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大概一处的活力总是不盈不损，此消彼长的。唯一不能自持的单位是人类。
晚上头一次阅读理科文献，进入状态却出人意料的快，一个小时后，几个大概算是举一反三的话题排列在纸上，阅读算是达到目的。在房间里踱步的当儿忽然隐隐的感觉到彼时彼刻文史和音乐在脑中的陈设模糊了。紧接着，担心起这种模糊是否会常态化乃至于这种常态化得到自己的理论支持，向我以前那些平凡或未平反的“爱好”所遭遇的那样。这样也许我近几年的经历就会被自己否定，导致自己可怕的突变。恐惧之中，我几乎本能地抓起手头各种理论武器为旧有秩序辩白，另一面一步三回头，看我头顶上的不安之云消散得如何了。此刻我仿佛一个幼儿园阿姨，为安抚自己辖下座位上不时起身哭闹调笑的儿童而疲于奔命。

和通常人际关系间非疏远则亲近的距离不同，对于所谓“文艺”青年还会在意一个“欣赏”的距离，能看得清又不用为辞令劳神。这种距离的保持常常是文艺青年痛苦的根源，而善与人交往的人则可能利用文青保持这种距离的欲望藕断丝连之，造成威权的倾斜。

回程的火车没有我的座。上车时很喧闹，过一会儿便安静下来，车行半路，热闹的便只有孩子的哭声和笑声。

“在那压得透不过气来的日子里，唯一使里厄感到轻松的却是心肠慢慢变硬起来的感觉。他明白这样反而可以便于完成任务，因而借以自慰。”(A.Camus, La Peste)

到达长安的时候，日头很西。彪子背靠城墙而立，对我手里的十块钱帝豪抱以倾城一笑。
“从小跟着各处而来的教育说，西安是文化古都，却一直对所谓西安文化没有确切认识。现在我慢慢感觉到，西安的文化是一种不读书的文化。所有的文化元素，都不是从书本来，也都不是通过文本传播开去。以前我们总是将文化与书本知识等同起来，这一点也使得我们对文化的理解产生误差。”
“回民坊是一个我越长大越被它感动的地方。由于各种自觉和不自觉，在一个大都市里，它自发的抗拒了都市的现代化进程。这在中国绝对是一个罕见的现象。”
北苑门回民区，牌坊向前百步便是市政府大门。汉式的楼檐下异常方正而宽大的门口，不怒自威的与面前的大片宗教民族敏感地带角逐着实力。而牌坊向外一段路途，便可触摸到西安那厚实到使人忘我的城墙。不同于普通屋宇的垂直墙面设计，为方便承重以及疏导，城墙墙面往往设计有不小的坡度。即使极目远眺，城里的市民也无法望穿，视线只能沿着坡度向城墙上滑翔，达于北中国略显嘶哑的天际。
“看到刚才那个老板娘了吗？我喜欢！对，这就是艳俗，它代表了一种健康。喜欢清纯？那是现代人脾胃虚弱审美扭曲的表现，一种现代性的虚弱。你看，穆斯林的姑娘都很漂亮——我是说，姑娘漂亮的比例要比汉人姑娘高。”
不知是不是我对颜色亮度太敏感（或从另一角度说，是太不敏感），北方城市扬尘而生的灰色的笼纱，让我难以主观投入任一处的美而赞扬，即使是西安亦如此。然则陕西当地的方言比河南话要少些去声，且多用叠字，因此虽初听仍有“呛”的第一感觉，然品至后味，却带一些柔软与平和。攻击力大约在河南话与山西话之间。
老米家的泡馍店，彪子在长安所依托的旗帜之一。早年回民由于多从事体力劳动，每日只吃上下午两顿；由是米家因袭旧习，每日生意只做到“上午饭”结束，十二点以后的钱，雷打不挣。米家拥有本地人的口碑和少量回头客；而同样作泡馍的老孙家，拥有媒体上的专栏、大量外地人的好奇心、作为泡馍代言人的垄断和老板的政协委员职位。领来了整块的馍，不急着往嘴里放，却是要掰成玉米粒大小的碎块，而后在上面淋上羊汤，颇有铁杵成针之沧桑。掰馍的时间便是生活的时间，消解因果的时间。这个时候，尽可以将最慢的话题端上桌。
“如果允许，我想成立一个宗教组织，其宗旨是以现场性作为生活的指针。消解计划，消灭患得患失，跳入临场发挥的汪洋。用集体生活的化学反应消解独处的静观姿态。对！就是要动起来，要实干，用做来解答怎么做。如果感觉松了，就紧一点；紧了，就松一点，见机而动。什么都应该是这么简单。”
邻座的老人用指甲灰黑的边沿挠了挠皱纹起伏的脸，看了我们一眼，继续低头在他那碗泡馍地里认真的耕种。

我住的旅馆在经二路纬五路口。狗说郑州是“全国最不容易迷路的城市”。城中大多道路用“经”“纬”命名，经路南北走向，按东到西排序；纬路东西走向，由南自北排序。又说到，济南也有经纬路，只是经路为东西走向，纬路为南北走向。“也不知济南人地理怎么学的！”狗略带自慢的感叹道。

少林寺并无太多可表。其禅林武场，宗派教义，不论是知识还是纹理，都已遍及四海，亲临现场，也并未带来太多新鲜。倒是那武术表演时的动静比我想象中要大一些。
在少林寺回登封的车前座，有两个习武的少年，也可能就是刚才表演的武僧——他们并不一定参禅。两个少年每做一个动作——开窗，甚或欠伸挠痒，都迅速而准确；然而不需动作之时便如如不动，甚至身体不随着车体在公路上颠簸而摇晃。目不邪视，无烦恼之色。与我一对比，可见运动或不运动，的确能塑造的气质。

嵩山三皇寨，宣传材料中称其为“画中风景”。绘画（传统的）本身就是描摹风景的；那么此表述去除修辞成分后，可以写为“形似风景的描摹的风景”——本应是一个天然正确的分析命题。当然，我把这个命题分解，不是要说它荒谬（这是正确且常用的日常用语），而是想说明，这是绘画美学“抽象”过程研究的一个好线索。不知世界各国语言中是否有类似表述？

包公祠大概是除宗祠之外中国为数不多的儒家“庙宇”之一。主陈列区为四合院结构，有前正东西四殿。景点布局，前后两殿陈列史实中包公的政绩，左右殿则是戏剧传说中的那个包龙图。如此设计兼顾了历史的严肃和信息的丰富，十分可取。
包公像前，时有香火。这香火越盛，越说明中国的官吏仍然有过大的权利模糊区和过高的社会地位，而依然要依靠传统道德为其约束。作为一个所谓“现代主义者”，我倒是希望包公再也得不到香火祭祀，最好是这包公祠也无法维济，关门大吉；如此，我们离一个商业社会的升平之世也不远了。

从宋都到宋都。本来是一个十分诱人的游览动机，我也为此设想了很多日记的起头。但是到头来，似乎用不上，用了便太牵强太肾上腺素。
如果说北京给人感觉是个脑满肠肥的锦衣大吏，杭州的感觉是个闲适的落寞贵族，福州则是腹中空空但颇顾面子的钦差大臣。但开封，却让我感觉不是个人物——虽说诸如商丘之类也并不是个人物，然则开封不是人物，却是我意料之外的。
唯有那公共汽车站站牌上的女郎，笑容与别处并无相异，都指向地球上最顶级的荣华和讲究。不知开封的百姓知如何动用他们中国人的智慧安之若素的。
不知苏子介甫他们今日若重游故都，会作如何感想。

这是我头一次在冬天踏上北方的土地。看到了真正意义上累日不化的积雪。积雪却不是想象中黄油一般完全涂敷在每件物体的表层。譬如这里大多数树木冬天落叶；小灌木抖落了叶子，仍然精神的很，粗线条的站在雪地里，折戟沉沙一般。而那大的乔木成了片后，无叶的枝干聚在远景中，倒异常柔和。夕阳下，沉浸在列车不甚干净的玻璃和旅客的倦意里，毛茸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