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
由于工具（即效率）以及生命（即时间）的有限，加之感性赋予人类的迷茫纷扰，人类的最终恐惧在每个人的生命中恒在。在微观上，它化为海德格尔所谓的Care黏液般充斥着个体的日常活动；在宏观上，它则在人际交往中籍由共感凝聚成一尊巨大的永恒。现代以前的智者们普遍相信，这种永恒只能通过对该永恒的摹仿、对摹仿的把握而暂时忽略——一如现代之前那些指向至高（如神学对上帝的描述）、至多（印度宗教的“亿万劫数”“恒河沙数”）的模型所展现的。但现代的无神论，及其实践模型——各种社会主义，则试图转换思路，不通过摹仿，而直接使用无数实在的有限堆砌起可以和永恒的巨像比肩（至少他们希望如此）的宏大叙事。在这些实践中，为了压制永恒，从而压制人们心中不断涌起的最终恐惧，宏大叙事的纪录，在各个时间和领域被不断复制，不断改写。在叙事主体膨胀顺利的时期内，人们甚至可以产生永恒将被有限永远克制的幻觉，从而产生对于有限的信仰。然而，对叙事主体膨胀的期望，终究还是受制于时间和效率；对有限的信仰，一度看来确实而合理，到这时却一定成为新的不安的根源。于是在永远不可能完工的有限的巨城中，人们挖地三尺，以寻找一些或许和永恒相通的符号，来缓解不安的镇痛。于是我们有了主人比黄花瘦席像章，我们有了红宝书。曾经的有限阵营寻找永恒符号的汲汲，在这时恰恰成为恪守前现代模型的“守旧者”眼中的笑柄。